[35]这里采用的是林来梵教授的划分法，参见前引[32]，林来梵书，第227页。
[25] 为此，法律规定要尊重尊严，但是受到尊重的尊严是什么，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反而没有答案。但是，如许多反对者一样，他同时将人之尊严保障定位为绝对有效的客观规范，这似乎是一种尝试结合其超实证根源和实证化形式的妥协之举。
本文沿着这一学术谱系，将商谈的理想和现实二分法适用于人之尊严条款，尝试为其制度化困境寻找出路。例如，人之尊严保障作为宪法规范在国家规范的等级中处于最高的位置。当我们说：某类行为是不允许的，因为它损害了人之尊严，这个句子表达的不过是这样的内容：某类行为是不允许的，因为它是不被允许的。李累：《宪法上人的尊严》，载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6期，第129-136页。我们希望……强调这些自由权前国家的性质。
也因为如此，人居于所有因上帝意志而创造的生物的中心。在1948年9月制订基本法的一次会议中，学者特奥多尔?豪伊斯(Theodor Heuss)建议，对人之尊严的概念应当不做解释(uninterpretiert)，这一建议最后得到了采纳。悼与耄，虽有罪，不加刑焉。
出土的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《云梦秦简》，其中载有的法律答问就是先秦官方注释秦律的主要成就。[66]472 元朝不重视法制，但对于监察机关的作用却极为重视。[39] 但原情一般不适用于重大犯罪。讼有实有虚，听之不审，则实者反虚，虚者反实，其可苟哉。
由此出发，确立了明德慎罚的司法原则：明德在于敬德保民，以德化民。以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官司出入人罪为例，故入人罪，若入全罪，以全罪论，从轻入重，以所剩论，出罪者……谓增减情状之徒，足以动事类。
在物证技术不发达的中国古代，司法官逐渐以人的心理状况为观察对象，借以发现案情事实的真相，而不简单地一味诉诸占卜或神判，这种远神近人的做法为中国古代的司法烙上了人文精神的鲜明印记。司法文明又与政治文明息息相关，密不可分。慎罚在于谨慎用刑，防止滥杀无辜。中罚含有用法持平，司法公正的双重性。
[33]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论。对此儒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。《唐六典》卷十三《御史台》载：监察御史，掌分察百僚，巡按郡县，纠视刑狱，肃整朝仪。命理瞻伤，察创，视折，审断。
[28]贞观盛世的志存公道，人有所犯，一一于法[4]也值得大书一笔。（二）公平与引律断罪是中国古代司法文明的亮点 公平是司法文明的价值取向，引律断罪是保证司法公平的制度和司法官的责任，二者的结合凸显了古代司法文明的特质。
律学又称传统律学，是注释国家刑典的一门学问。[40]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，司法官多以儒家之礼为依据调解争讼。
其应入罪者，则举轻以明重。律疏附于律文之后，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，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。因此通过观察与研究犯罪者的心理活动，进而判断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具有一定的科学根据。明朝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，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进行司法监察，终明之世，派遣巡按御史巡按地方司法，成为常态，起到了振肃的作用。至此，司法彻底摆脱了神断的遗痕和儒家经义决狱的主观臆断，是司法理性化的重要发展阶段。[23]墨子说：刑当贤，罚当暴，不杀不辜，不失有罪。
对于司法勘验论著的注释主要是对于宋代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的厘订、校注与增补，其集大成者为许梿所著《洗冤录详义》。司法监察，一是通过三司推事、九卿会审等制度进行司法监察。
据《唐会要》：有大狱，即命中丞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卿鞠之，谓之大三司使。唐太宗曾经诰谕群臣：死者不可再生，用法务在宽简。
但随着汉律的儒家化，律学也逐渐成为经学的附庸，汉儒既疏经也解律，聚门传授，流派纷呈。随着法律儒家化的不断深入，顺天行罚也不断制度化、法律化。
人本思想除推动了德礼为本，刑罚为用的司法原则外，还表现为以下两点： 其一，从重视生命的价值，或者说重视人的生命权出发，实行死刑复审制度。综括上述，可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对于司法的重视。至清朝，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，分为州县官堂上调解与宗族邻里的堂外调解两类。为了做到司法公平，古人强调依法断罪，因为法本身具有公平性，依律断罪可以增强法律的效力和国家的权威。
[67]在至元十四年（1277年）七月颁布的《行台体察等例》三十条中，属于司法监察几乎占一半，而且在最后一条，还明确规定：其余该载不尽，应合纠弹事理，比附已降条画，斟酌彼中事宜就便施行。其中若有谋反、逆叛等项，其亲属家口，在常赦不原之数，即会赦犹流之人，自不在前项听还之律。
[13]清朝除罪大恶极的罪犯实行立决外，一般死刑监候案件须经秋审复审之后，再分别决断，如须执行死刑，须由皇帝御笔勾决。明清律皆准唐律而略有增减。
[4]贞观朝大理寺少卿戴胄更指出：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。人本思想早在周初的思想家中已经开始酝酿。
在晋律的影响下，北周宣帝在宣下州郡的诏制九条中，一曰决狱科罪，皆准律文……三曰以杖决罚，悉令依法[13]清朝除罪大恶极的罪犯实行立决外，一般死刑监候案件须经秋审复审之后，再分别决断，如须执行死刑，须由皇帝御笔勾决。《唐律疏议·断狱》立春后不决死刑规定：诸立春以后、秋分以前决死刑者，徒一年。以注释律学指引司法实践。
若诸道屯田及铸钱，其审功纠过亦如之。对于司法勘验论著的注释主要是对于宋代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的厘订、校注与增补，其集大成者为许梿所著《洗冤录详义》。
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曾下谕：人命事关重大……情有可原，即开生路。唐代的务限法，就是顺天理讼的司法观念的产物。
再者做到司法公平公正。倘拂情乎，违乎理，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。
